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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雷:重回冒名顶替的案发现场“九十年代”,我

2020-07-08 17:21 浏览:














【文/田雷】

我今天讲一个开脑洞的题目。

首先要说,我接下来所讲的,准备并不充分,思考很不成熟,充满着个人趣味,而且非常不法学。如题所示,我想从这一系列“冒名顶替”事件出发,做一场主要是时间的穿越,回到案发现场,就是“九十年代”,这至少是我接到会议通知、必须要讲点东西的时候的第一反应。

其实,任何事件,不光有时间背景,还有空间背景,目前媒体所关注的,重点在山东一省,但是否这类事件在历史上只局限于山东,恐怕并不是,只是这次是在山东揭开了盖子,很有可能,许多省份也曾流行过类似的问题。但我今天的发言不涉及地域,因为真的谈不上充分准备,谈地域容易引发争议,没有调查,就没有发言权。

何以“九十年代”会成为一个法学问题,我必须做些交待,不能只是我对这个问题有个人兴趣,断断续续积累了一星半点的思考。针对这个问题,我做个简单的回答,因为上世纪的90年代,是中国法制建设之历史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,在新世纪之前的这10年里,先是1992年—1993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当化以及入宪,其次是1997年至1999年的依法治国的正当化以及入宪,可以说是90年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两件大事,呼应某本近期热销的法学新著《想点大事》,我们在此也“想点大事”。而在此期间,法学学术界也有很多大讨论,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、法制(rule by law)还是法治(rule of law),权利本位还是义务本位,普世主义还是本土资源,那个时代的法学也是大开大合的。不过落实在法学界的主流论述中,“九十年代”可能是中国法治实践和话语的一个原初场景,一个根,一个胜利的起点。故此,“九十年代”可以作为一个命题而提出。

刘晗新书《想点大事:法律是种思维方式》

接下来,我主要谈五点,每一点都只能简单做些阐释,不是篇幅所限,而是我自己的思考并不充分。

第一,“九十年代”到底是什么?这个问题当然是在法制建设的意义上。最简单的,当然是指从1990年到1999年,20世纪的最后十年。这十年从法制大事记上有什么大事?前面已经说了,地标性的两个里程碑就是上半段的“市场经济”和下半段的“依法治国”,这是所有法律人都悲欢与共的事件。当然还有一些事情,感受未必是均匀的,比如说我就特别关注香港回归,“1997快些到吧”,而我最近也会在空余时间读一些小说,主要是双雪涛的(注意,他是吉林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),我觉得他小说里所不断重返的九十年代东北社会,也是不可忘却的,虽然我的社会经验很不一样,但却非常有感触。

这么看来,似乎一南一北,悲欢并不相通,但历史进程却交汇在一处。当然,这十年,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的第二个十年,同之前和之后相比较,这十年的特点是改革开放的狂飙突进,整个社会无比相信改革的力量,相信明天会更好,相信努力改变命运,相信把蛋糕做大后就会有“涓滴”效应。对我来说,赵本山在世纪末春晚上小品里的那句经典“改革春风吹满地”,就是九十年代最强烈的心声,那是1999年的春晚,我刚上大学一年级,在南京读法学院。总结一下,那是改革突飞猛进的时代,官方意识形态也讲的很清楚,“效率优先,兼顾公平”,很多时候,兼顾变成了不顾。

第二,“九十年代”的特点是什么?我只讲一点,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,我们可能逐渐忘记了,一个没有网络的社会曾是什么样子的,也许在座许多同学压根就没有经历过无网的生活,你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,生来就有网,但我们至少曾经经历过,我第一次介入“因特网”是1998年国庆节假期,拨号联通后,记忆犹新,我相信自己也是上网较早的那一批人。换言之,整个九十年代,是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,没有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什么,慢,信息传播尤其之慢,一方面,信息传播成本非常高,另一方面,阻断信息传播的代价非常低。

举个例子,在我高三那年(1997-1998年),同学中间开始流传一个消息,台湾歌星张雨生去世了,很长一段时间,这个消息就是这么流传着,我们没有任何途径能判断它的来源,以及它的真假。这种“慢”,也就意味着信息传播往往是以某个县为单位的,有个不那么容易突破的“细胞壁”,小地方也因此很多时候显得“天高皇帝远”,当发生什么事件/冤屈时,当事人很难有手段制造“舆情”,吸引眼球,这是我们理解九十年代的许多法制事件必须要记住的一个背景,包括“冒名顶替”事件,也包括去年我们都很关注的湖南某县中学的操场埋尸案,发生在2003年,但也是一个互联网不发达的年代。